
漫步在沈阳塔湾街10大配资公司最新排名,围着这座舍利塔绕行一圈,我的思绪穿越到九百多年前,出土的地宫石函碑铭记述着辽代人物故事和奉佛习俗。无垢净光舍利塔又称塔湾舍利塔,那时,古辽河从此经过形成一个湾,舍利塔修建之后,水湾与佛塔相映成趣,俗称“塔湾”。清代诗人缪润绂以“龙脉肇启运,蜿蜒三百里。隆业趋东西,截然势忽止”四句诗词,绘尽塔湾地形水势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 王一川摄
舍利塔下的历史遐想
瞻观这座辽兴宗耶律宗真时期所建佛塔,端详着重熙十三年(1044年)的碑铭刻字,彼时的历史画面就在脑海徐徐散开,兴宗崇佛的故事也娓娓道来。
正是这一年,辽五京全部建成。《辽史》中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记载,兴宗在云州(今大同中部)设立西京,称西京大同府,于是五京备焉。此前,已相继建成上京(临潢)、东京(辽阳)、中京(大定),南京(燕京)。
兴宗宠信佛教,自己率先受戒,成为佛教俗家弟子。《辽史》称其“幸佛寺受戒”,“溺浮屠法”,常与僧侣在宫中讲论佛法。兴宗痴迷于佛法,拜沙门海山为师。一次,兴宗想和师傅海山唱和对诗,海山碍于其皇帝身份,再三推辞,兴宗诗曰:“为避绮吟不肯吟,既吟何必昧真心。吾师如此过形外,弟子争能识浅深。”诗中既有尊师之意,又暗含帝王威仪。海山推辞不下,巧妙回复:“为愧荒疏不敢吟,不吟恐忤帝王心。本吟出世不吟意,以此来批见过深。”
辽朝没有掌管佛教的官吏,也没有相应的僧道衙门,僧侣更没有官位爵位。然而,到了兴宗时期,一切就变了。据《辽史》记载,兴宗给予僧侣慧鉴加封“检校太尉”。辽朝的官职设置,基本与唐朝一致,如所谓三公爵位,即太尉、司徒、司空,所称三师爵位,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,官职中书令即为政事令。这些官位爵位都会给予相应待遇和封地,兴宗给僧侣加封官位爵位,导致很多王公贵族都希望子女去当僧尼,僧人们更是趋之若鹜,想方设法接近兴宗以求封赏。《契丹国志》记载,当时僧人加封“三公、三师兼政事令者,凡二十人。”
辽朝祭祀祖制也因兴宗而改变。祭祀天神地祇乃朝廷盛大祀典,然而兴宗却把祭拜菩萨之仪放在首位先行祭祀。《辽史》称,兴宗后行拜山仪,并且“冠服、节文多所变更,后因以为常。”与此同时,兴宗也赐予寺院寺额。《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》中,便记有兴宗巡幸西京道缙山县(今北京延庆)缙云山缙阳寺,“赐号曰缙阳”一事。
兴宗把饭僧当作功德善事。饭僧始于唐朝,每逢重大战役之后,为庆祝有功人士,纪念阵亡将士,会举行佛事活动,并为僧人提供饮食,称为饭僧。遇有赈灾济贫、为皇后祈福也会行超度之仪,也会饭僧。重熙十一年(1042年),兴宗与皇太后素服,“饭僧于延寿、悯忠、三学三寺。”
无垢净光舍利塔 王一川摄
这一切都发生在无垢净光舍利塔建造前后,我们今天所见辽代佛塔,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。这些寺塔,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,比如,一层塔身较高,外观都是八角形密檐塔,十三层居多,塔身雕刻有菩萨、观世音等图像。
兴宗倡导支持续刻雕印《辽藏》(又称契丹藏、丹藏),组织整理编刻大藏经,出资续刻云居寺藏石经,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发展。《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》称,兴宗“菲饮食致丰于庙荐,贱珠玉惟重于法宝。”说他常常念及这么多的经碑,需要大量匠人长期镌刻,仅仅依靠施舍财物难以维持,更需要经费支撑以及人力的持续用功才行。于是“出御府钱,委官吏伫之,岁析轻利,俾供书经镌碑之价。”
辽宁省图书馆
石函碑铭记载的辽地习俗
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函身碑铭录文记载,建塔发起人为邑人李弘遂,施财参与人员有各级官员、眷属、僧侣、男女信众等人士,共计千余人,这些人均属于上生邑成员。“上生邑”就刻在石函函盖左面,按照立邑的性质及分类来看,上生邑就是请高僧讲解《弥勒上生经》而组成的社邑。
邑社是辽代佛教一个重要特征,俗称“千人社邑”或“千人邑”。虽号称“千人”,实际人数多则一千,少则几百,所谓“邑长”“邑主”即千人邑的组织者,这些人与寺院关系紧密,从石函铭文所记来看,有的邑长之下,还有都维那、维那、邑证、邑录等称谓,成员主要是附近居民。
社邑活动几乎覆盖所有佛事领域。邑社的分类一般与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相关,诸如“念佛邑”“舍利邑”“经寺邑”“太子诞邑”等等,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,都是通俗易懂的名称,但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那么好理解。“念佛邑”即是定期聚在一起诵念佛经,“舍利邑”主要围绕安置佛舍利而进行的相关活动,“经寺邑”多是镌刻石经的组织。辽代人们称西域净梵王子释迦牟尼为悉达太子,谓之曰佛。每逢悉达太子诞辰(辽代为二月八日),《辽史》称“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,仪仗、百戏导从,循城为乐。”佛诞日成为辽朝各地的佛教节日,组织纪念佛诞辰活动的社邑,称之为“太子诞邑”。
《辽全文》录有王正《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》一文,讲述云居寺住持谦讽所组织的千人邑,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邑社组织提供了基本参考,让我们能够更好理解辽代千人邑的相关活动。碑文记载“结一千人之社,一千人之心”,寺内成员不分贫富贵贱,春耕秋收之余定期捐资供佛,钱粮“贮于库司,补兹寺缺”,既维持寺院运转,又能内部互相帮助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函盖前后、函身左右等多处碑铭录文记载,很多人员姓名都与佛教用语有着一定联系,是一种父母祈愿子女受佛法庇佑的寄名方式。有的称“家奴”“僧奴”“国奴”等,有的直接呼“和尚奴”“道士奴”“神女”等,道教元素与佛教称谓混杂,也折射出辽地信仰多元交融的文化特质,更多的则是以名字加“奴”相称,这种取名方式不分男女老幼,已经在当时较为普遍。
上述邑社组织以及人们用佛号命名的现象,《辽史》并没有记载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时期的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石函、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函上的石刻文字,为我们提供了辽代沈阳地区的佛教状况信息以及日常风俗。卓望山塔比塔湾舍利塔晚一年,也有“邑人”“山奴”记载,说明这一时期民间结社参与寺院佛事颇为流行。
辽宁省博物馆
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契丹人,承袭着传统的游牧渔猎文化,并没有佛教信仰。随着辽朝的建立,统治区域的扩大,大量汉人、女真人迁徙于辽地,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,孔庙、祠堂、佛寺陆续兴建,佛教信仰开始融入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,契丹王族更是走上信佛、崇佛甚至佞佛之路,乃至后来佛教在辽地百年兴盛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既是佛教文化交流传播的产物,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。许多辽塔碑刻上的契丹字与汉字,富有鲜明的辽宁地域文化特色,更是辽宁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。
中山广场 王一川摄
来源:北京号
作者: 王一川10大配资公司最新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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