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在沈阳塔湾街10大配资公司最新排名，围着这座舍利塔绕行一圈，我的思绪穿越到九百多年前，出土的地宫石函碑铭记述着辽代人物故事和奉佛习俗。无垢净光舍利塔又称塔湾舍利塔，那时，古辽河从此经过形成一个湾，舍利塔修建之后，水湾与佛塔相映成趣，俗称“塔湾”。清代诗人缪润绂以“龙脉肇启运，蜿蜒三百里。隆业趋东西，截然势忽止”四句诗词，绘尽塔湾地形水势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 王一川摄
舍利塔下的历史遐想
瞻观这座辽兴宗耶律宗真时期所建佛塔，端详着重熙十三年（1044年）的碑铭刻字，彼时的历史画面就在脑海徐徐散开，兴宗崇佛的故事也娓娓道来。
正是这一年，辽五京全部建成。《辽史》中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记载，兴宗在云州（今大同中部）设立西京，称西京大同府，于是五京备焉。此前，已相继建成上京（临潢）、东京（辽阳）、中京（大定），南京（燕京）。
兴宗宠信佛教，自己率先受戒，成为佛教俗家弟子。《辽史》称其“幸佛寺受戒”，“溺浮屠法”，常与僧侣在宫中讲论佛法。兴宗痴迷于佛法，拜沙门海山为师。一次，兴宗想和师傅海山唱和对诗，海山碍于其皇帝身份，再三推辞，兴宗诗曰：“为避绮吟不肯吟，既吟何必昧真心。吾师如此过形外，弟子争能识浅深。”诗中既有尊师之意，又暗含帝王威仪。海山推辞不下，巧妙回复：“为愧荒疏不敢吟，不吟恐忤帝王心。本吟出世不吟意，以此来批见过深。”
辽朝没有掌管佛教的官吏，也没有相应的僧道衙门，僧侣更没有官位爵位。然而，到了兴宗时期，一切就变了。据《辽史》记载，兴宗给予僧侣慧鉴加封“检校太尉”。辽朝的官职设置，基本与唐朝一致，如所谓三公爵位，即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所称三师爵位，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官职中书令即为政事令。这些官位爵位都会给予相应待遇和封地，兴宗给僧侣加封官位爵位，导致很多王公贵族都希望子女去当僧尼，僧人们更是趋之若鹜，想方设法接近兴宗以求封赏。《契丹国志》记载，当时僧人加封“三公、三师兼政事令者，凡二十人。”
辽朝祭祀祖制也因兴宗而改变。祭祀天神地祇乃朝廷盛大祀典，然而兴宗却把祭拜菩萨之仪放在首位先行祭祀。《辽史》称，兴宗后行拜山仪，并且“冠服、节文多所变更，后因以为常。”与此同时，兴宗也赐予寺院寺额。《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》中，便记有兴宗巡幸西京道缙山县（今北京延庆）缙云山缙阳寺，“赐号曰缙阳”一事。
兴宗把饭僧当作功德善事。饭僧始于唐朝，每逢重大战役之后，为庆祝有功人士，纪念阵亡将士，会举行佛事活动，并为僧人提供饮食，称为饭僧。遇有赈灾济贫、为皇后祈福也会行超度之仪，也会饭僧。重熙十一年（1042年），兴宗与皇太后素服，“饭僧于延寿、悯忠、三学三寺。”
无垢净光舍利塔 王一川摄
这一切都发生在无垢净光舍利塔建造前后，我们今天所见辽代佛塔，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。这些寺塔，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，比如，一层塔身较高，外观都是八角形密檐塔，十三层居多，塔身雕刻有菩萨、观世音等图像。
兴宗倡导支持续刻雕印《辽藏》（又称契丹藏、丹藏），组织整理编刻大藏经，出资续刻云居寺藏石经，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发展。《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》称，兴宗“菲饮食致丰于庙荐，贱珠玉惟重于法宝。”说他常常念及这么多的经碑，需要大量匠人长期镌刻，仅仅依靠施舍财物难以维持，更需要经费支撑以及人力的持续用功才行。于是“出御府钱，委官吏伫之，岁析轻利，俾供书经镌碑之价。”
辽宁省图书馆
石函碑铭记载的辽地习俗
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函身碑铭录文记载，建塔发起人为邑人李弘遂，施财参与人员有各级官员、眷属、僧侣、男女信众等人士，共计千余人，这些人均属于上生邑成员。“上生邑”就刻在石函函盖左面，按照立邑的性质及分类来看，上生邑就是请高僧讲解《弥勒上生经》而组成的社邑。
邑社是辽代佛教一个重要特征，俗称“千人社邑”或“千人邑”。虽号称“千人”，实际人数多则一千，少则几百，所谓“邑长”“邑主”即千人邑的组织者，这些人与寺院关系紧密，从石函铭文所记来看，有的邑长之下，还有都维那、维那、邑证、邑录等称谓，成员主要是附近居民。
社邑活动几乎覆盖所有佛事领域。邑社的分类一般与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相关，诸如“念佛邑”“舍利邑”“经寺邑”“太子诞邑”等等，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，都是通俗易懂的名称，但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那么好理解。“念佛邑”即是定期聚在一起诵念佛经，“舍利邑”主要围绕安置佛舍利而进行的相关活动，“经寺邑”多是镌刻石经的组织。辽代人们称西域净梵王子释迦牟尼为悉达太子，谓之曰佛。每逢悉达太子诞辰（辽代为二月八日），《辽史》称“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，仪仗、百戏导从，循城为乐。”佛诞日成为辽朝各地的佛教节日，组织纪念佛诞辰活动的社邑，称之为“太子诞邑”。
《辽全文》录有王正《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》一文，讲述云居寺住持谦讽所组织的千人邑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邑社组织提供了基本参考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理解辽代千人邑的相关活动。碑文记载“结一千人之社，一千人之心”，寺内成员不分贫富贵贱，春耕秋收之余定期捐资供佛，钱粮“贮于库司，补兹寺缺”，既维持寺院运转，又能内部互相帮助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函盖前后、函身左右等多处碑铭录文记载，很多人员姓名都与佛教用语有着一定联系，是一种父母祈愿子女受佛法庇佑的寄名方式。有的称“家奴”“僧奴”“国奴”等，有的直接呼“和尚奴”“道士奴”“神女”等，道教元素与佛教称谓混杂，也折射出辽地信仰多元交融的文化特质，更多的则是以名字加“奴”相称，这种取名方式不分男女老幼，已经在当时较为普遍。
上述邑社组织以及人们用佛号命名的现象，《辽史》并没有记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时期的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石函、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函上的石刻文字，为我们提供了辽代沈阳地区的佛教状况信息以及日常风俗。卓望山塔比塔湾舍利塔晚一年，也有“邑人”“山奴”记载，说明这一时期民间结社参与寺院佛事颇为流行。
辽宁省博物馆
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契丹人，承袭着传统的游牧渔猎文化，并没有佛教信仰。随着辽朝的建立，统治区域的扩大，大量汉人、女真人迁徙于辽地，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，孔庙、祠堂、佛寺陆续兴建，佛教信仰开始融入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，契丹王族更是走上信佛、崇佛甚至佞佛之路，乃至后来佛教在辽地百年兴盛。
无垢净光舍利塔既是佛教文化交流传播的产物，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。许多辽塔碑刻上的契丹字与汉字，富有鲜明的辽宁地域文化特色，更是辽宁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。
中山广场 王一川摄
来源：北京号
作者: 王一川10大配资公司最新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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